「我在書中堅決把歐洲的兩個半邊整合進一個共同的故事。」 儘管納粹主義與共產主義在意圖上南轅北轍，那並未帶給它們的受害者什麼慰藉。 告別繁榮樂觀的六○年代，七○年代歐洲迎來的是一連串困難。美國放棄布雷頓森林協議，歐洲貨幣匯率跟著浮動，通貨膨脹、貨幣貶值接續而來，兩次石油危機火上加油，引發失業潮、進出口貿易下滑的困境。柴契爾主義推動市場化和私有化，很大程度上改變了戰後歐洲社會共識的軌道。 一九八○年代末，共產東歐經歷了翻天覆地的巨變。戈巴契夫為了挽救蘇聯的共產主義，在權力核心啟動改革，結果引發骨牌效應，東歐各國迅速脫離共黨統治，紛紛從鐵幕走出，帶著「返回歐洲」的想望，加入歐盟、北約等組織。人們不禁要問：歐洲人是誰？誰能代表歐洲？ 從史達林開始，蘇聯即在戰後東歐建立起政治肅清、經濟掠奪和思想控制的統治。共產政權垮台後，東歐各國面臨要清算過去的罪行，又要同時和解與寬恕的難題。它們該如何面對過去共產主義的暴力？又該如何對待與政權合作的協力者？雖然接納了歐洲的價值觀，東歐國家仍需克服歷史遺留與社會分歧的困難。 不論是對於納粹或共產的罪行，東尼．賈德堅持，歐洲人必須拋棄遺忘或美化歷史的權宜之計，正視自己的國家曾參與的黑暗事業，而這需要歷史學者「對事實、證明、證據一絲不苟的追求」。歐洲一體化固然有所成就，但若建立在錯誤的認知之上，仍將彼此扞格不入。「歐盟或許是對歷史的回應，但永遠無法取代歷史」。